Q1：是什么让您决定投资非洲的教育？

Andrea : 我的妈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看到她在充满暴力的学习环境中上课，这使我常常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学校环境不能够完全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我的第一份实习是为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首席法律顾问工作。我问Giuliani是否能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不去做房地产开发商呢？房地产开发商决定着土地的分配，也决定着所有文化和社会中富人和穷人的生活质量。”

不久之后，我加入了耶鲁大学在纽黑文的重建项目。开发商和投资者都明白这将必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在参与此项目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学校的设施和环境是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

在那个项目之后我偶然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私有房地产持有者和开发商之一，格罗夫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当时决定开始和大学合作来开展非常长期的发展类项目，合作的学校是耶鲁大学和格罗夫纳大学。尽管我当时还是个刚进入投资行业的初学者，格罗夫纳首席执行官还是给了我加入这个项目的机会。

对于大学房地产开发，我认为有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要记住你并没有充足的预算，必须说服私营部门共同合作并支付费用才有可能成功完成这份项目。投资者需要看到足够的动机，才会选择继续投入资金。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导向。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遵循这些影响力投资的规则：如果你想规模化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如果你想不断吸引资本的参与，那么你必须激发投资者的兴趣。如何让他们参与其中以确保所有人都受益，社会效益也得以实现呢？房地产开发不是一个中立的行为。当你建造一栋大楼时，如果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它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繁荣。如果你的这一步迈错了，大楼周围的一切就会枯萎凋零。

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开始思考在非洲的那些学校，如果没有像耶鲁大学那样的捐赠基金或格罗夫纳那样的合作伙伴，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学校房地产开发的问题呢？

Q2：我了解到您在加纳大学的投资遇到了一些挑战，可以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吗？

Andrea : 我们最初在加纳大学的合作非常顺利，副校长欧内斯特-阿利埃蒂（Ernest Aryeetey）考虑到了所有的因素。在他认识我们之前，就聘请了安永组织开展投资者会议，讨论如何资助他们扩建。有100名投资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希望扩建三个主要学院，建设新的教育学院和宿舍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占地面积约为50万平方英尺。

不幸的是后来加纳大学的领导层发生了更替，欧内斯特退休了。接替他的人上任后，决定和我们重新谈判合同。我们当时已经在项目中投入了3,000万美元。但加纳有一项法律规定：如果合同是在强迫情况下签署的，那么你不需要履行它。因此，他们声称合同是在强迫情况下签署的，他们认为我利用了我的女性吸引力引诱前任副校长签署合同。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成为了各大新闻头条的焦点。

新任副校长认为除非我利用了自身女性吸引力，否则这笔价值6400万美元的交易不可能完成。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在仲裁时用这个作为他们的法律论据。我对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感到非常震惊。他向我解释他看到有许多年轻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提升自己的教育途径和职业生涯。最终，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任期是有限的，但我作为企业家的任期是无限的，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与我达成协议。

加纳项目直接影响了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被制作成一个话题，身陷性丑闻之中更为糟糕。我的整个生活都被颠覆，它渗透到了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Q3：这次危机是否与您后来创立Girls First Finance有关？您是如何将投资中遇到的危机转变为动力和灵感的？

Andrea : 有一位肯尼亚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她有50%的女学生都面临着支付学费的困难。有些人会为了获得教育机会去找人包养，社交媒体也加剧了这种现象。纽约大学和佐治亚大学有 1,000 名女生在专门找寻找包养的网站上注册来支付每年 8 万美元的学费。这个问题无处不在，它与真正缺乏保护年轻女性的意识有关。

我们必须为被剥削的年轻女性做点什么。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上的形态，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的进展，让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受到了质疑。

我去到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S）开了个会议，我长期合作的同事黛比在那里，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相信，原来我们要建造10,000张宿舍床位，但是可能其中有2,500人正在这些宿舍床位上被性剥削，以支付我们的宿舍费用。”所有我在项目中引以为傲的可持续发展、太阳能电池板等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当我收到第一笔来自保险赔款的红利时，我将它重新投入了“Girls First Finance”，这是一家金融科技平台，专门为女孩提供学生贷款。这是一个保障平台，也是一个为女孩提供其他选择的金融工具。我们欢迎任何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比如Porticus 和 DFC 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制定计划，研究如何保护这些女孩。

Q4：你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平衡投资收益和社会影响力？

Andrea : 我认为保持公正很重要。我必须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一些强硬的态度，让他们明白这不是免费的资金，他们将签署合同，承诺履行义务。对于投资者，吸引人的提案是有良好合同的执行，有保险产品支持，以及用于投资新兴市场和其他地方的工具。当你正确地对冲风险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时，即使在不利的情景下，我们的投资者仍然表现出色。但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投资教育面临的挑战在于存在一种道德风险。对于大多数交易，都有抵押品和担保。如果有人违约，你可以索取资产，接管资产。这使得交易可以顺利进行。但当你投资学校时，你不能锁住学校的大门，然后说：“对不起各位，因为他们没有支付租金，所以下周一不上课了。”本地投资者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政治风险产品，他们有不同的偿还方式。而本地投资者则没有这样的待遇。尽管有一些资源，如非洲投资保险(ATI)，但他们的选择更有限。

很多人问我，如果我能重来，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在我们作为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的旅程初期，我们必须向所有人证明，这些事情不仅仅是慈善事业的装饰品，而是真的可以赚钱。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影响力投资非常有利可图，如果重来，我希望拥有一种被称为"黄金股"的机制，这意味着我可以在决策上拥有否决权，我希望我们在界限和权力制衡方面做得更好。

编译：Yiduo（Amy）Y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