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向光年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关于影响力投资的一些思考，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

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独立的影响力投资品牌，然后谈谈IMM怎样助力价值创造。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一个独立品牌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商业投资最近这些年也逐渐看重ESG，而且也有文献综述介绍：在2200多份实证研究中，有九成认为ESG与财务回报并无抵触，甚至是有正相关的。尽管如此，商业投资还是面临压力将注意力放在财务回报和价值攫取方面。比如，美国有24个州正在立法，禁止公共退休基金使用ESG作为投资标的的筛选指标。这也容易理解。毕竟，这些公共退休基金管理的钱是未来退休人士的保障。基金经理没有权利奔着ESG去，而是应该聚焦财务回报。这个逻辑是有一定道理的：发表在顶尖金融杂志JFE上的2021年的文献发现影响力投资人愿意放弃2.5-3.7个百分点的内部回报率（IRR）。

这说明我们确实应将商业投资和影响力投资区分开。影响力投资虽然也关注财务回报，但是更关注社会效益和价值创造。因此，我们需要清晰界定什么是影响力投资，尤其是什么样的主体可以参与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毫无疑问是很自然的可以参与的主体。私募基金其实也可以发行独立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但是要和其他的商业基金明确地分开，以便让投资人知道他们投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商业企业本身是否可以设立独立的影响力投资部门呢？这要看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你一个人拥有这家企业，毫无疑问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如果有多个股东，就需要由股东集体决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需要大家全票赞成才可以进行的，否则的话就应该允许其中不同意介入影响力投资的股东自己退出。如果是上市公司，就要看影响力投资是否符合该企业整体的长远利益，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运行，以及客户是否看重这些影响力投资。这类决策应该由股东大会来决定。

下面，讲一下慈善基金会与影响力投资是什么样的关系，具体怎样合作，我提几点自己的建议。

我认为慈善机构的公益创投可以与私募基金等等的影响力投资进行合作。公益创投作为影响力投资基石，股份可以在被投企业有话语权，占多少股份有多少话语权。在分红方面，我认为公益创投应该劣后：如果当年的投资组合整体回报符合预期，公益创投可以获得相应分红，分红作为追加投资。如果当年投资组合整体回报低于预期，公益创投的分红应该先用于弥补其他影响力投资者的回报之不足，如有剩余可以作为追加投资。换句话说，公益创投是四两拨千斤，分红劣后可以激励其他的影响力投资者的参与。

下面，我们谈一下IMM。刚才奕谷也指出了国际上IMM指标种类繁多，涵盖的内容各有异同，可信度和适用性也没有定论。今年是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第一次发布指南（意见征求稿），目前只是介绍国际上现存的比较好的指标和流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还是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合中国国情和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相适应的IMM体系，不能是碎片化的东西，需要建立一定的体系。

我建议将联合国发布的17项SDG目标分为三到五大类，比如公平与正义、卫生与健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就业等等。我认为现在IMM指标太繁杂是因为目标分的太细，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成三到五大类。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跟随。每一类我们遴选或者揉合一套指标推荐使用。今年推出的四大案例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将来我们经过数年迭代，影响力投资网络的IMM指南发布的指标体系可以逐渐完善。

这套指标体系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需要注意。首先，我认为得要好用，得简单易懂，宁可粗线条一点，宁可牺牲一点科学性。比如说在英国有一家社会企业是帮助刑满释放的人员重新走上社会的。假设该企业帮助了100位刑满释放人员。这些人员在没有这种帮助的情况下，按过去的统计数据大约有70人在三年内会重新犯罪再次入狱。而得到这些帮助后，再次入狱的人数减少了50人。怎么去货币化这家社会企业的社会贡献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估算每年关押一名犯人需要花多少钱，假设需耗费7万英镑，这当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成本，我们将之乘以少关押的50人就是一年节省下350万英镑。这是货币化方法的一种，未必那么科学，但简单易懂。

第二，必须要可信，不容易被钻空子，要注意与“影响力漂洗”的博弈。

第三，要想被大家采用，就要尽量简化被投企业生成IMM报告的步骤。如果能有个App让大家借助AI技术初步填写自动生成一份IMM报告供人工逐渐完善，那就太好了。也就是前面秦朔先生说的让机器助人，通过AI技术让繁琐的填写工作更方便，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

下面谈谈IMM的定位。IMM有助于连接投资者与被投企业一起凝聚力量、优化资源分配、集中解决艰难的社会问题和重点关注长期价值创造。指南提到了IMM的“道”、“术”与“器”。我赞同用这几个概念，但我的理解可能和指南稍微有点区别。我认为，“道”主要是指愿景和价值观，“术”与“器”是关注使命，也就是我们该做哪些事情，以及具体的行事逻辑。另外影响力绩效披露方面，还是要强调方便度，我们可以有一个年度简报，就像海关每个月都有海关的简报，因为很方便，可以直接调取一些贸易数据。但是同时每年也会出一份更详细的关于外贸和资本流动的报告（国际收支平衡表）IMM年度简报可以汇集那些简便且可以直接获得和调取的数据，有利于快速发现“影响力使命漂移”。此外，每三年一度，可以出一个比较详细的IMM报告，这个报告需要资方和被投企业深度的调研，以及出具相应证明文件。这份详细的IMM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优化投资组合，看看资源该怎么样分配。

IMM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首先我们得注重人才培养。这也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培养具有社会情怀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我们社会枢纽有一门必修课，所有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得上，叫做“科技创新与社会企业”。他们在这门课上就要思考怎样用科技创新去做一家社会企业，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这里列了8个项目，都是学生们过去的习作。这8个项目里面有关注妇女问题的，有关注动物、关注长者、关注小孩，以及关注自然的，包括关注刚才Bruno Roche先生讲的生物多样性，等等。

除了人才培养之外，我们也要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包括取得政府的支持。加强跨界对话非常重要。我们明年夏季拟就IMM议题在港科广举行国际研讨会，欢迎有兴趣的相关人士和我加微信，保持联系。

总之，我认为IMM体系化、使其可信、好用是助力价值创造的必经之路。

最后提一下政府应有的态度。我认为政府应该大力提倡影响力投资，并在IMM体系化以及方便和可信度大幅提高之后，给予制度上的保障，甚至据此给予奖惩。也可以通过全国或者地方人大决定参与某些影响力投资。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研究、关注和支持影响力投资以及社会企业的发展，推动包容性增长。让我们共同迈向绿色繁荣的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