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纪的时间维度上看，我们的世界最多也只能算22岁。但是仅仅在本世纪内，它已经目睹和经历了数次困难重重、系统化的深度危机，且随着年份增加，逐步加深。本世纪伊始，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就震惊了西方各国，也成为了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书中所述的“历史的终结”，事实上，这一事件也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实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7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将金融市场的弊端展示得一览无余。最近发生的新冠大流行，则显示出系统的脆弱性。基于全球化原则而运行和组织的世界秩序，也处处受限。全球变暖和逐渐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日益明显，哪怕怀疑论者，也无可否认。我们不能对这些危机置若罔闻，不能对其产生的根源视而不见。我们需要一次道德和智识的觉醒。如同信仰之跃，重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般的觉醒。

早在上个世纪，伟大的思想家Jack Aula，就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会造成巨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费尽心力证明自身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他认为，这会导致金钱的力量被空前释放，人类和人性屈从于金钱的统治力之下，无可适从。因此，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所谓新自由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借用其自身的主导地位，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同时，它也暴露出自身的弊端和罪恶，导致不平等加剧、自然资源遭到不负责任的掠夺。这一经济模型已被证明，不仅不可持续，更会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削弱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有机互联。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关于负责任金融的倡议。但另一方面，虽然项目很好，但经济发展中对金融的过分关注，以及发展历程中忽视社会和环境，仅重视经济的事实，依然未曾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彼此地位的互换。而这样的互换势必影响一系列经济行为、投资实践，也会影响教育的语境。

因此，我今天的分享，就是希望能为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是我们过去数年的结晶。它的主题是将使命融入商业实践。在这本书中，我们倡导商业的使命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商业的使命是最大程度地将能够盈利、可复制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问题之上，而非制造问题、从中盈利。商业的使命发生的最大转变，是开启了价值创造的新纪元。

过去50年，价值创造模型完全由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价值提取为主导。这一模型，如同我刚才所介绍的，正走向终结。因为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可持续，更会对社会和环境带来危险。因此，它势必被取代。我们的愿景是打造基于共享价值创造的模型，并以此作为替代。在价值提取模型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基于权力的，但在新的共享价值创造模型中，各利益相关方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共享成果的关系，即中国所说的，协同发展。

在这本书中，我们证明这一新思潮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2006年，具有一定的历史沉淀。我们经过15年的深度学术研究，和强有力的实际应用，证明当一个企业或投资者不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最大程度地将能够盈利、可复制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问题之上，即使命驱动时，有了这样的经营哲学和愿景，他们不仅会对社会和环境肩负更大的责任，同时也能从财务上改善绩效表现。这是多年研究和多年实践应用证明的成果。这一学派的理念，是我们深信能够扭转本世纪的危机，并帮助企业从一个功能异常的模型，过渡为稳健模型的关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从社会责任到社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CSR，其本身是一个较为积极的概念。但另一方面，CSR的做法，依然是在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上，增加一些项目，达到弱化风险的目的，实现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力。换言之，这一行为的可复制性很低，且依然是有代价的向善行为。这依然是传统商业的传统模式，将回报最大化，将风险最小化，对影响力点到即止。更不用说，很多企业将CSR策略视作是商誉方面风险缓解的重要手段，也将其用作新规合规性的提升要素，或者借此增进和改善其人才储备。

在我们所倡导的新学派中，我们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互惠经济秩序，一个全然不同的管理等式。我们认为，影响力应该成为价值创造等式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先最大化财务回报、最小化风险，然后再来衡量和讨论影响力。

我们已经证明，影响力应作为驱动力，来改善财务回报、消除风险，这样所形成的经济秩序更为积极和正向。在我们的研究中，影响力被证明有能力驱动价值创造。影响力能够驱动、提升财务回报，并降低风险。因此，这是对价值创造模型的彻底转变，它不是对旧模型的否认，而是指出了其弊端和不完整之处，剖析其机能失调的原因。当下的时刻，恰恰是价值创造模型需要转变为另一种在资源管理方面更合适、更持久模型的时刻。

最后我还想分享几点思考。第一，我一直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在介绍刚才提到的互惠学派，或者全新的中立的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它和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其实我也很期待未来几个月能够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每次我来到中国，十分令我惊讶的是，提到经济的互惠，人们往往一点就通。和中国的企业家、领导者交流这一观点的时候，我从未遇到过理解上的困难，总是能够很快达成共识，而在西方国家，美国尤甚，欧洲相对而言好一些，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人们更倾向于个体主义，也需要对于这一全新的价值创造模型，从头开始理解。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老子》这样的经典，论述关于照料他人和关心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互惠的概念可以说是和中国的DNA和思维方式紧密关联。因此我也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恩，能出席本届年会。我也希望我们在中国有关互惠经济学，还有新书的一些工作，都能够助力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促进社会向好发展。其实目前，在中国乡村地区的一些贫困人口中，我们也有一些研究项目在开展。我们可以证明，这样全新的商业模型，能够同时实现财务回报和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利润、实践、使命、回报，并不互相冲突，可以融为一体、协调发展，这是其一。

其二，我也想借此机会，传达我对各位的一个希望，其实也是对世界的希望。以前我给学生教授经济学的知识，他们没有任何先修课程，从未了解过经济，我会对他们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对稀缺性的管理。50年之前，西方世界的金融资本是稀缺的，自然资源是充裕的。但如今情况颠倒过来。系统中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富余，而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洁净空气、生物多样性等要素，正日益稀缺。此外，共同富裕，或者财富的合理分配和共享方面，也出现了稀缺性。所以，当下的经济发展，应该回归到管理稀缺性的本质，开发一套新的系统，能够解决这些新的稀缺性。

因此，我的论点是，正因为过去50年，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当下的世界也亟需一个新的经济模型，来解决新的稀缺性所带来的问题。我希望，这种解决之道，不是通过自然灾害、战争或内战来促成，而是通过智识的积累、创新的实验，以及最佳实践的分享和传播。而互惠经济学就开辟了新的学派和思潮，这是一种承诺，认为世界能够通过自我更新，来保持繁荣，持续享有创新所带来的成果。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管理资源，尤其是管理稀缺资源的方式。现在还是21世纪初期，我的希望，或者说我的论点就是，经济发展的模型，一定会发生转变。我也热切的期盼，各位正在听我演讲的嘉宾们，你们能够认同互惠经济学这一理念，并在自己的日常实践中，追求使命的指引。不仅仅在自己的商业活动中，应用这些原则和最佳实践，更能成为这一全新价值创造模型的代言人，不断改进它、完善它，促进它生生不息地发展。

最后，我还是想要发出恳切的倡导。西方有一句古话，人民因无知而死，或者确切地说，我们的人民因无知而死。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有着高度启发的意义。今天，互惠经济学的理念，不仅对企业家、商界人士、投资者、监管方适用。更重要的是，管理学院的商业教育者们，也理应收到邀请，投身于这一变革浪潮中，改革他们的课程体系，让商业教学的思路和方式，变得更强调责任、强调尊重，珍惜我们面对的稀缺资源。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重新成为财富创造的源头，社会福祉的提供者，并带来自我医治的工具和良方。企业一词，是西方世界最长使用的指代，但它其实源于拉丁语cam和penny，原本的词义是，分享面包。经营公司，并不是为了经营利润。管理公司，也不是为了管理利润，利润只是管理和经营带来的结果。管理公司的本质，是浇灌各类连接和互惠，浇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最后我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也期望着下一次我来到中国，能够尽早见到大家。我希望能在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这一心愿。非常感谢，祝大家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