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今年六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机构表示他们从事影响力投资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回报水平”的财务收益，而8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投资项目的财务回报与预期持平（68%）或超出预期（20%）。摩根斯坦利于今年五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采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资产所有者的比例从2017年的70%上升到2018年的80%。其中78%的受访机构表示，他们选择这一投资策略是看中了其良好的投资回报的潜力。
基于对义利并举的创新行为的需求，越来越多高净值人群和财富家族正在或者考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投资。摩根斯坦利去年发布的一份针对高净值人群的投资调查显示，95%的千禧一代财富人群对可持续主题投资抱有兴趣。瑞士信贷集团（UBS）2019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家族办公室表示他们正在参与影响力投资，而这批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着万亿美金的资产。
尽管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已经引入中国十余年，但是目前的发展阶段还非常初级。虽然近些年有包括TPG，KKR等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组建中国团队在国内进行影响力投资，但相关的讨论更多还是局限在公益圈周围，主流投资机构对于影响力投资的关注极度缺乏。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开始重视上市公司在ESG层面的信息披露和可持续发展的表现。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都日益表现出了对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的诉求。步入后疫情时代，投资人是选择及时抓住变革机遇，引领时代趋势，跻身新时代资本领袖行列，还是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着在包括政府、社会、消费者和员工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方推动下，被动成为“前浪”，作出改变的局面？这是每个有远见的中国投资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那么，对于还未涉猎影响力投资的传统投资机构和个人如何迈出第一步？不妨考虑在现有的投资平台中，配置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小额度以及联合投资开始逐步尝试，根据自身对投资回报的需求选择参与形式和标的。
从解决医疗问题的水滴公司和推广普惠金融的中和农信这样不同领域的优秀向善企业（Impact Enterprise）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要求团队在不断试错中探索出创新的商业路径。这一过程需要投资人有耐心地帮助团队经历从培育市场到规模化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成长，和被投标的团队一起衡量和管理公司业务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同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市场和传播支持，让更多投资人理解他们的商业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化他们的财务潜力。
当这些案例跑通后，再依托这些案例的财务、社会、环境效益数据募资成立新基金，扩大投资规模，相信无论是上述掌管着万亿资产的全球各地的家族办公室和高净值个人，还是有社会目标追求的政府引导基金和机构投资人，都将是不错的潜在LP选择。
过去十年的中国一级市场在一个个由互联网公司缔造的资本神话中，似乎已经习惯了高歌猛进的模式。而近两年资本紧缩和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募资难问题，更是在疫情期间集中引爆了创投圈的整体焦虑。
眼下，疫情愈发暴露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类环境和社会问题。如何通过投资手段有效带动这些问题的规模化解决这一命题，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来的重要。时代赋予了影响力投资人领导资本市场重塑的机遇：通过创新的手段，为地球的美好未来捕获一批向善“独角兽”并培育更多的“斑马”——那些既能盈利又能创造美好社会的公司。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重要的危机。把握危机，投身影响力投资，相信不久的将来，每一笔成功的投资都会是重启美好未来的影响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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